连杨烁自己也没想到，演了多年正派角色都没有走红，却因为在《欢乐颂》里过了把“油头总裁”瘾而一下子火爆荧屏。但杨烁很聪明，并没有把小包总的道路一条道走到黑。他脱下西装外套，回到二十世纪60年代，在北京卫视的热播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中，饰演浑身充满热血、投身于大三线建设的军人子弟“张利军”。该剧讲述了张利军与—群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共同经历感情的碰撞和梦想的交织，在导师高占武（任程伟饰）的带领下，为实现航天梦想，将青春甚至生命献给新中国导弹、火箭研发事业的热血故事。聚焦中国“两弹一星”研发事业，真实还原大三线建设时期青年一代的热血青春，杨烁饰演的张利军，正是那个时代有志青年的杰出代表。靠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出色的领导能力為中国国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逐渐成长为有能力有担当的建设者，杨烁向观众传达的不仅是一代“三线人”的热情奉献，还有从业十数载稳扎稳打的精湛演技。

在《那些年，我们正年轻》中，杨烁饰演的张利军是一位朝气蓬勃的“军二代”。不同于以往的“硬汉”、“雅痞”形象，梳起分头、穿上皮夹克，化身为军人后代的杨烁，是一个投身于祖国航天事业，为建设新中国倾尽全力的热血知识青年，表面上油嘴滑舌、冲动莽撞、自带缺点，实则坚韧不拔，有着一颗明朗赤诚的报国之心。杨烁坦言自己很喜欢这个角色。“现在的人生活节奏都太快了，脚步太快就会容易忘掉一些事。在这个时候我们恰恰需要驻足回看一下。”《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正好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我花了两天半的时间躺在地板上看完了这个剧本，其中太多的故事感动了我。”

剧中，张利军一直在经历困难和解决困难中前进，所有的难题他都能迎刃而解、游刃有余。“正因为在当年有了国防事业的保障，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这群人是不能被忘记的。他们当年的创业太苦了，去的都是鸟不拉屎的地方，连蔬菜都没有。我演的张利军本来是个工程师，结果看到当地如此恶劣的情况，他就主动去搞后勤，给大家种菜。后来国家有困难，拨不出那么多经费来搞科研，他就拿出一部分科技成果去搞民营，把盈利的收入又投入到国防事业。张利军是个英雄，我觉得这些人不能被忘记。像我在剧中有句台词：这些人都去哪儿了呢？他们都在天上，晚上我们都能看得见，我们今天的幸福都是他们所带来的。”杨烁坦言，张利军最让他敬佩的是，他一直在经历困难却始终没有退缩过。“他没有像很多人那样选择逃避，而是去勇敢面对，他的生活中永远都是充满希望。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现实生活中哪怕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也不要躲不要怕，要去面对它，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杨烁告诉记者，张利军是让他掉眼泪最多的一个角色。“这些眼泪都是情不自禁的。当我走进了他们的厂房，看到造好的火箭摆在那儿，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就会流下来。大家都在电视里看到过火箭发射升空成功的时候，工作人员都会流泪。我现在理解了，这种眼泪真的不是故意挤出来的。”

《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的创作耗时七年，剧本的编写更是经历了“三换编剧，六易其稿”的打磨，杨烁直言自己拿到剧本后，躺在地板上用两天一夜的时间全部看完。尽管当时的他腰病缠身，却还是很快接下了这部戏，“我想为我爷爷奶奶做点事，希望大家去了解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怎么过日子，是怎么为祖国拼搏、努力的，所以我接了这个角色。”为了让自己能更快地进入角色状态，杨烁在开拍前翻阅了大量资料，主动向工厂里即将退休的技术工人取经，耐心学习复杂的机器操作。他笑言这些弥足珍贵的经历不仅让自己深入了解了那个年代的人文与风貌，还深刻体会到了老一辈的“纯粹”与“可爱”：“最后一天的时候，老工人们集体过来跟我合照，我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真的太灿烂了，我觉得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东西还是笑的那么开心。”

能够饰演这个角色，不仅给了杨烁全身心投入创作的机会，也让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我觉得人活着别光为自己，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就等于帮自己。有的时候遇到像张利军这样正面角色的时候，我经常会问自己，我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记得拍《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的时候，我每天进到厂房，都能看到一条狗，它连毛都快脱没了，但还在那儿看家护院，我特别有感触。我后来就写了一篇微博，反思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演员，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利益面前，我应该怎么去选择？那几年也正是我比较困惑的时候，恰恰正是这些角色给了我一个方向。如果工作上觉得做得不开心，没有达成自己的目标，何不换一个方式让自己放松下来，人只有沉下来之后才能真正开始做事情。”

走过T台、画过动画线条、端过盘子的杨烁，曾经是一个略带忧郁和羞涩的小生，在各行各业经历几番沉浮之后，他沉淀出了自己独特的熟男魅力，最终成为“迷妹无数、片约不断”的实力派演员。回忆起最初接触表演行业的经历，杨烁表示自己和张利军一样有着“义无反顾”的勇士精神，工作中很多事需要再坚持一下，“咬咬牙，就把这个挺过去了”。

但回想起自己之前的经历，杨烁的脸上也并不都是充满了自信和骄傲。“我小的时候很叛逆，要不叛逆的话怎么可能14岁就离开家。我不鼓励这事，因为实际上我觉得我是一个反面教材。现在20年过去了，我原来是想方设法离开那个家，而现在我是最渴望回到那个家。我看着爸爸、妈妈、弟弟、老婆、孩子的时候，哪怕一句话不说，我看着他们就高兴。我觉得我回家了，有他们在才是个家。当初，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一定要凭借自己打出一片天地，结果真正走进社会才知道自己要面临多少困难。所以我会给年轻人建议，一定要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在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去完成你的学业。我现在特别后悔，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上过高中，我在那三年经历了很多不该那个年纪的人经历的事情。”

如今，杨烁也当了父亲，但他发现教育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我发现我跟他们说大道理没有用，我用说教的方式跟他们讲，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可能表面上答应了，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觉得还是要用行为去说服他们。因为我常年在外面拍戏，很难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跟孩子们交流。教育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尤其这两个孩子，他俩年龄差的又不多，互相之间各种嫉妒，真让我没辙，现在有的时候他们出状况了我就只能躲出去，健身打球什么的。’